文/張琳
一
2002年，劉清平教授在《哲學研究》發(fā)表《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一文，批評孔子“子為父隱”的說法，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徇情枉法的腐敗行為。這一文章發(fā)表過后，一大批著名學者參與了討論，或批評孔子，或為孔子辯護，時間跨度長達二十余年，至今仍有部分學者參與其中。
《論語·子路》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笨鬃釉唬骸拔狳h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span>
葉公認為，父親偷羊，兒子去告發(fā)，這種“大義滅親”的行為是正直的。而孔子則認為，父子相互隱瞞罪行，才是真正的正直。除了這一通行的解釋外，許多學者還提出了一些不同解讀。例如將“隱”解讀為“檃括”之“檃”，乃糾正之義，“父子相隱”乃是父子之間相互糾正，或者解釋為“隱痛”“隱諫”等，從而消解“隱瞞罪行”的問題；又如將“攘羊”解讀為“順手牽羊”或誤將他人的羊趕入自家的羊圈，從而消解或減輕“攘羊”的犯罪性質(zhì)。
通過重新解讀“隱”或“攘羊”或其他字詞，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對《論語》章句的解釋，但情與法的沖突問題也就因此被消解。事實上，這其中最關鍵的地方，便是其中所展現(xiàn)的情與法的沖突，這也正是這一問題引起廣泛討論的根本原因。從法律的角度來說，隱瞞罪行無疑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原則，使得受害者的正當權(quán)益遭受侵害，而犯罪者又無法獲得應有的懲罰。從親情的角度來說，親屬之間均不愿對方受到傷害，而舉報親屬則意味著自己推動親屬受到懲處，不僅破壞了親情倫理關系，也違背了自己愛護親屬的自然情感。在這場爭論之中，部分學者認為，隱瞞罪過是一種情大于法的腐敗行為；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父子相互告發(fā)，固然維護了法律的正義，但卻違背了父子自然親情這一基本倫理。
二
在《論語》之中，孔子認為父子互隱乃是“直”的表現(xiàn)，但是在《左傳》的一則記載之中，孔子的論述又完全不同了。
《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shù)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span>
叔魚是叔向的弟弟，叔向歷數(shù)其惡，“不為末減”，正是“不隱于親”的典型。在這里，孔子指出，叔向“不隱于親”是“直”，正與《論語》中的“子為父隱”相對。從表面上來看，孔子的說法似乎自相矛盾，那么，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矛盾分歧呢？
《孟子》中有兩段對舜的故事的論述，實際與孔子的說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zhí)之而已矣?！薄叭粍t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薄叭粍t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span>
瞽叟是舜的父親，如果瞽叟殺人，那么作為執(zhí)法官的皋陶，自然應當抓捕瞽叟。法律賦予皋陶的執(zhí)法權(quán)不容挑釁，即便是作為天子的舜也無權(quán)阻止。在此過程中，作為“天子”的舜，不僅不應阻撓皋陶，反而應當支持皋陶的抓捕行為。但是，作為瞽叟的兒子，他又不能眼看著父親因法律的懲處而受到傷害。因此，舜一方面允許皋陶抓捕瞽叟，另一方面又放棄天子之位，悄悄地背著父親逃亡海濱。在這個故事里，有人批評舜“竊負而逃”是違背了法律的公平正義，而且因為其天子的身份，反而有阻礙司法的腐敗問題。但事實上，舜在這里其實扮演了兩個不同的角色。作為公職人員（天子），舜秉公執(zhí)法，允許皋陶抓捕自己的父親，并未徇私枉法。隨后舜選擇了“棄天下”，放棄了公職人員的身份，而僅僅以一個兒子的角色出現(xiàn)，再以此身份選擇了“竊負而逃”。換言之，選擇秉公執(zhí)法還是“竊負而逃”，是基于不同身份角色的不同選擇。
由此，我們反觀孔子的兩處論述，其實也具有同樣的特點。在《論語》中提到“父子相隱”時，其中涉及的角色僅僅只有父子關系，在此情況下，作為兒子自然應當首先承擔倫理方面的責任，而法律的公平正義則在其次。而在《左傳》中提到“不隱于親”時，叔向是作為“治國制刑”的公職人員出現(xiàn)，在此情況下，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便是其角色身份的第一要務，而親情倫理的責任則應相對靠后。
三
在司法實踐中，親屬回避一直是一項重要的原則，就是為了解決這樣的情與法的沖突問題。早在西周時期，“為親者諱”就是宗法制度下的倫理原則。秦朝時期甚至規(guī)定，不允許親人之間相互告發(fā)舉證。漢朝時期又將“親親得相首匿”作為一項基本的司法原則，規(guī)定親屬之間相互隱瞞罪行，一般情況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后來從唐朝到清代、民國，還進一步擴大了血親、姻親的親屬范圍。但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確保司法的公正性，這一親屬回避原則遭到了廢除。
然而，情與法的沖突始終存在。如果延續(xù)過去的老傳統(tǒng)，難免情大于法，出現(xiàn)徇私枉法的情況。而如果完全拋棄親屬回避原則，又未免過于嚴苛，違背人民群眾的樸素情感，反而有損法律的威嚴。因此，在我國法治建設的發(fā)展過程中，傳統(tǒng)的親屬回避原則實際正在有條件地復蘇。如在《刑法》對于窩藏、包庇罪的規(guī)定中，對于親屬的一般容隱行為可以減輕或免于處罰；2014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也允許父母、配偶、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證。這些情況充分說明，我國的法治建設，除了強調(diào)法律的威嚴之外，也十分注重對人民群眾樸素情感的關懷，在立法和司法程序上，盡可能地讓人們避免情與法的沖突，更好地為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保駕護航。
當然，正如孔子論“父子相隱”與“不隱于親”一般，情與法在不同的情況下具有不同的適應方式，不可一概而論。我們當代的法治建設固然需要吸收傳統(tǒng)法治思想中的親屬回避原則，但也要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情況和條件，對于其適用的親屬范圍、行為類型、罪行種類、司法程序等，作出體系化的規(guī)定，從而既保障法律的威嚴，也體現(xiàn)司法的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