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一代宗師董仲舒開創(chuàng)了以《詩經(jīng)》《尚書》《禮記》《易經(jīng)》《春秋》《論語》來解決疑難法律問題，進而裁判案件的司法制度——“春秋決獄”，它是中國法律文化的特殊現(xiàn)象。在漢朝的真實案件中，“春秋決獄”究竟是如何運用儒家經(jīng)典來解釋法律的？這一司法制度是如何體現(xiàn)以人為本的呢？
西漢初期，百廢待興，提倡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讓百姓從戰(zhàn)亂中脫身，得到休養(yǎng)生息的機會，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農(nóng)耕桑蠶上，這對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隨著時間流逝，“黃老思想”已逐漸不合時宜，如何讓漢朝更快地發(fā)展起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發(fā)出了“千年一問”，一代宗師董仲舒獻上了“天人三策”，分別從文化、道德、歷史三個層面對皇權形成了制約。同時在法律上董仲舒開創(chuàng)了“春秋決獄”這一司法機制，跳出律令，以儒家經(jīng)典作為最高裁判依據(jù)，試圖以經(jīng)典統(tǒng)攝律令，以圣賢制約皇權，開啟了法律儒家化的進程。
引經(jīng)入律彌補法律之不足
“春秋決獄”，也被稱為“引經(jīng)決獄”，它是指漢朝司法官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適用律令出現(xiàn)空白或模糊時，引用《詩經(jīng)》《尚書》《禮記》《易經(jīng)》《春秋》等儒家經(jīng)典作為審理案件依據(jù)的司法活動，尤其以孔子所作魯國編年史《春秋》最為常用，所以史稱“春秋決獄”。“春秋決獄”一個基本的前提是法律無能為力，如果一個案件沒有任何疑難之處，證據(jù)確鑿，事實清楚，律令中有明確規(guī)定，直接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依法裁判即可。當律令出現(xiàn)空白或不明確時，又或者法律規(guī)定雖然明確但如果嚴格適用于某個具體的個案時，可能會得出荒謬的結果，這時就可以引經(jīng)入律以彌補法律之不足。
那么在“春秋決獄”之前，漢朝的司法官員遇到疑難案件，是如何解決的呢？針對“有罪者久而不決，無罪者久系不決”的司法狀況，漢朝推行“疑獄奏讞”制度，地方官遇到疑難案件懸而未決時，可以逐級上報，請求更高級別的司法指導。但在法律不完善的情況下，即使報到最高法院“廷尉”，一般只有兩種解決辦法：
第一種是空口無憑講道理，比如漢文帝時，有人盜取皇帝宗廟里的玉環(huán)被抓獲，漢文帝非常生氣，下令由張釋之負責審理。張釋之根據(jù)當時的法律規(guī)定，判處盜取之人棄市的刑罰——即于鬧市處執(zhí)行死刑，并將犯人的尸體示眾。而漢文帝則異常氣憤，認為應將此人處以族誅之刑；張釋之摘下官帽解釋說：“將盜竊宗廟玉環(huán)的罪犯判為棄市的刑罰，已經(jīng)是刑律關于這種罪行的最高限度了。如果現(xiàn)在將盜竊宗廟器物的罪犯處以族刑，那么將來萬一有人在長陵盜墓，陛下您又用什么刑罰去加重對他的處罰呢？”漢文帝聽了后只好同意張釋之的意見。
另外一種是逢迎上意。西漢有個酷吏叫杜周，當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張湯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以便開釋。有人責備他說：“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這是批評杜周辦案，不以法律條文為準繩，而以皇帝的意旨為轉(zhuǎn)移。他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謂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為準?？梢姡@兩種辦法在法律之中增加了人的因素，增加了大量的不確定性，而董仲舒開創(chuàng)的“春秋決獄”并不是要破壞法律的確定性，恰恰相反，就是為了克服這種不確定性。
尊重實際以人為本
漢初的法律過于嚴酷，隨著漢朝的大一統(tǒng)，殘酷野蠻的刑罰制度，愈來愈不適應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要求。董仲舒適時提出“春秋決獄”的法律主張，適應了社會的發(fā)展，促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于維護社會穩(wěn)定。從“春秋決獄”的審判實踐上來看，以儒家經(jīng)典審判的案件多以“從寬”為主，這也有利于社會的和諧，避免產(chǎn)生更大的矛盾。
《漢書》中記載：“膠東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shù)遣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jīng)對。”《春秋決獄》共收錄典型判例232事，但該書已失傳，其他史籍保存了少量的春秋決獄案件。
《太平預覽》里曾經(jīng)記載了這樣兩個案例。
其中一個案例是子誤傷父。甲父乙與丙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舉杖擊丙救父，誤傷了乙。按照漢朝的法律，“毆父，梟首”。如果兒子毆打父親，兒子要被梟首示眾。兒子甲為自己辯護稱：“我之所以毆打自己的父親乙，完全是無心之失。當時父親乙和丙正在打斗，我操起一根棍子，本欲打丙，但倆人扭打成一團，不停地翻滾，誰承想?yún)s打中了自己的父親。”在這個案件的審判中，司法官間產(chǎn)生了意見分歧。有司法官認為兒子犯了毆打父親的重罪，應當被處死；而有的司法官認為兒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毆打父親，而是誤傷了父親，兒子不應該被判處死刑。司法官們覺得很為難，因此把這個案件作為疑難案件報給董仲舒來處理。
董仲舒則以《春秋》斷曰：“父子至親，聞其斗，莫不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董仲舒認為兒子的動機不是打父親，相反是為了救父親，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因此，甲被判赦免。“春秋決獄”強調(diào)根據(jù)犯罪的動機、目的、心態(tài)等主觀方面來定罪量刑，比之前盲目地依律定罪要前進一大步。它將道德融入到司法理念中，使得惡法轉(zhuǎn)化為良法，從而使得法律適用更加科學化。“根據(jù)史料記載，漢代以‘春秋決獄’者，都務從寬恕。”漢初時，因漢律承襲了秦代的酷法，“春秋決獄”正是用儒家的“仁愛”來消除漢律的殘酷，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的思想。
另外一個案例是夫死再嫁。漢武帝時期有一名女子，其夫外出航海，遇上大風船翻了，其夫溺亡，女子無法找到尸體安葬。女子的母親讓女子改嫁，按照漢朝的法律：“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丈夫死了還沒有下葬，妻子不能改嫁，如果妻子改嫁就構成犯罪，罪名叫“私為人妻”，當“棄市”。在這個案件中，如果按照當時的法律判案，雖然符合依法辦事的原則，但明顯不符合人的常情、常理。由于女子的丈夫葬身魚腹，無法為夫收尸安葬，如果不追究她“私為人妻”罪便是違反了律令，相關的司法官員就要承擔違法責任。在兩難之間，董仲舒借用儒家經(jīng)典《春秋》來變通，他說：“《春秋》里記載‘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姿之行，聽從為順’。”丈夫死了沒有兒子，妻子可以改嫁；此女子不是自己要嫁，而她只是遵從父母之命，不得不嫁，這說明女子遵從孝道，不是為了私利，所以不能被判“私為人妻”罪，故女子的行為“不當坐”。
董仲舒的判決顯然更符合人的常情、常理、常識，更能體現(xiàn)人的良知，故古人說“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法律是為了懲惡揚善，更好地維護人情。沒有人情的法律是酷法、惡法，這樣的法律不利于國家社會長治久安，也無助于百姓生活向上。法律不是道德，道德也不是法律，但是二者并非生來對立，而是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法律要融入道德，才有人情味。這個案例顯著地反映了“春秋決獄”尊重客觀實際和樸素的“以人為本”的理念。
“春秋決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教化，對當時不太合理的法律漏洞進行了補充修正，相比只以結果來定罪的審判更顯以人為本。它實現(xiàn)了一定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后漢書·何敞傳》里就曾記載：何敞“以寬和為政，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
情法兼得禮法合一
“春秋決獄”企圖以情理理解法律的依據(jù)以及法律的精神，以實現(xiàn)情法兼得、禮法合一的一種司法制度。它將禮的精神滲透于司法實踐中，將禮的內(nèi)容轉(zhuǎn)變?yōu)榉蓷l文，以禮率刑、以禮指導法律的運作，禮成了法的生命和靈魂。其實質(zhì)是古人對法律所作的情理性理解，體現(xiàn)了古人對法律本質(zhì)文化的追尋。
“親親相隱”在中國古代不僅是一條道德規(guī)范，也是一條法律準則。“春秋決獄”肯定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合法性，認為父子間隱瞞犯罪事實，不應受到法律制裁?！洞呵餂Q事比》中記載了一個案例：甲沒有兒子，從路上撿了個嬰兒乙并把他養(yǎng)大，乙長大后殺了人，甲把乙藏匿起來。甲當何論？按照漢朝的法律，藏匿殺人犯要受到重罰。但如果是兒子犯了罪，父親包庇窩藏兒子，案發(fā)后兒子被抓走，父親無罪。甲能否適用“匿子，不當坐”的律條？董仲舒在判案時引用了《詩經(jīng)》中的一句：“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詩經(jīng)·小雅·小宛》）螟蛉是一種蛾子，它生的小螟蛉類似于菜青蟲，蜾蠃是一種細腰蜂，古人觀察發(fā)現(xiàn)，螟蛉生了小螟蛉后，自己不會養(yǎng)活將它拋棄了，蜾蠃看到地上有一只棄嬰，就將它撿回家養(yǎng)大，漸漸地，螟蛉長得越來越像蜾蠃，最后變得跟蜾蠃一樣。因此，古代有個詞語叫螟蛉子，用它比喻養(yǎng)子。這句話就是歌頌這樣一種不是父子勝似父子的感情。按照這條經(jīng)義，養(yǎng)父包庇窩藏養(yǎng)子等同于父匿子，可以適用“匿子，不當坐”的律條。
《春秋決事比》中還記載了一個案例：甲出生時，父親乙沒有能力養(yǎng)活兒子，便把甲送給了別人，一眨眼二十年過去了，乙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兒子。有一次乙喝醉了，路過甲家門口，碰巧看到了甲，父親乙酒后吐真言，告訴甲：“我是你爸爸！”甲一聽，氣不打一處來，沒好氣地回道：“我還是你爸爸呢！”接著一個拳頭將乙打倒在地。按照漢朝的法律，“毆父，梟首”。如果判乙死刑會導致矛盾糾紛“升級”，董仲舒并未按照刻板的律條來決斷此案，他認為甲生了兒子不撫養(yǎng)，其父子關系已名存實亡，所以甲“不當坐”。實際上，乙作為甲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處死刑，因此，該案是一個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典型案件。
中國有句俗話：“法律不外乎人情。”親情是人類基于血緣、婚姻而產(chǎn)生的特殊情感，也是人類最珍貴的情感。而法律是由人產(chǎn)生并為人服務的，它不應成為人的枷鎖，而應從人性出發(fā)，以人為本。只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的法律，才能獲得合理性。撇開了以人為本，法律就成為冰冷的枷鎖。“春秋決獄”的審判方法從多個方面均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有效地協(xié)調(diào)了國法與人情之間的關系，它使得“禮法合一”成為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明的真諦。如今我國法律體系的建設是禮與刑高度結合的結果，我國正處于法治社會建設的關鍵時期，我們更應該“取其精華”應用于現(xiàn)代法治，從而來實現(xiàn)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法治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