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學會時期
中國法學會的歷史，要追溯到1949年，但在“文革”前，叫“中國政治法律學會”。
1949年6月，經毛澤東倡議，由董必武、林伯渠、沈鈞儒、陳紹禹、謝覺哉、鄧穎超、羅瑞卿、史良、王昆侖等90多位社會著名人士發(fā)起，建立了新法學研究會籌備會，沈鈞儒為籌委會主席，陳紹禹為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前夕，新法學研究會籌備會與新政治學研究會籌備會、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等共同作為發(fā)起成立全國政協(xié)的單位之一。當時，新法學研究會在全國有近兩千名會員，周恩來總理是第一批會員。
1951年12月，毛澤東、周恩來又請董必武牽頭，在新法學和新政治學研究會籌備會的基礎上，合并成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1953年4月舉行了第一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會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章程，推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任會長，沈鈞儒、張志讓、謝覺哉、王昆侖、柯伯年、錢端升等任副會長，并在全國設立了上海、武漢、西安、南京、重慶、蘇南等6個地方分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全國性法律團體，當時，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與工會、共青團、婦聯(lián)、文聯(lián)、科協(xié)、對外友協(xié)、外交學會等人民團體一起，列為全國八大人民團體。
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于1953年4月、1956年3月、1958年8月、1964年10月，舉行過4次會員代表大會，產生了四屆理事會，也相應地有過四屆黨組。第二屆會長董必武，副會長沈鈞儒、張志讓、謝覺哉、王昆侖、吳德峰、張友漁、包爾漢、錢端升，秘書長吳德峰。第三屆會長董必武，副會長沈鈞儒、謝覺哉、包爾漢、吳德峰、張志讓、張友漁。第四屆選舉董必武、謝覺哉為名譽會長，吳德峰任會長，包爾漢、張志讓、張友漁、張?zhí)K、武新宇任副會長。1965年增補王吉仁為副會長。
從第三屆開始，設立了書記處，吳德峰任書記處第一書記。下設研究部、國際聯(lián)絡部、編輯部、辦公室等工作機構。當時編制有45名，主要任務是：組織法學研究活動，進行編輯出版工作，開展國際交流活動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原歸口政務院政法委員會黨組領導。外事活動由外交部管，歷屆國際聯(lián)絡部主任由外交部條法司負責人兼任。
這一時期的政法學會，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初創(chuàng)時期的各項工作，在廢除舊法統(tǒng)、建立新法制、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原則以及加強與國際法律工作者的情況交流等方面，發(fā)揮了獨特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3年11月，在幾內亞舉行的亞非法律工作者會議執(zhí)行委員會，決定由中國、日本、印尼、幾內亞、阿爾及利亞等國的代表組成亞非法律工作者會議的常設機構——書記處，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派書記處書記趙石生去幾內亞為常駐代表。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先后參加了亞洲法律工作者會議和第一、二屆亞非法律工作者會議，聲援亞非人民的正義斗爭。同時，接待了來自29個國家的法學法律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受沖擊，并在1969年被撤銷。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法學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鄧小平和彭真同志的倡議下，于1979年年末著手恢復重建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工作，彭真提出，由司法部具體負責籌備工作。1980年6月，經中央批準，成立了以楊秀峰為主任的籌備委員會，并于1981年2月決定更名為中國法學會。
1982年7月，經彭真、彭沖同意，由習仲勛提議，中央書記處例會討論了中國法學會領導成員任職名單，明確“中國法學會是中央一級的法學群眾團體，黨組屬部一級，對中央負責。歸口于中央政法委員會，由司法部代管”。隨后，中國法學會召開恢復重建后的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鄧小平、彭真、韋國清、萬里、習仲勛、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大會接見了全體代表，彭真作了《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重要講話。大會選舉產生第一屆理事會理事167名，推選楊秀峰為名譽會長，選舉武新宇為會長，張友漁、王一夫、梁文英、王漢斌、朱劍明、項淳一、甘重斗、錢端升、宦鄉(xiāng)、陳守一、王叔文為副會長。12月28日，增補王仲方為中國法學會理事、常務副會長，曹海波為副會長。
第一屆法學會在短短四五年里，組織了146次調查研究和350多場學術研討會，參加的法學法律工作者3萬多人次，提交論文和調查報告1萬余篇；主辦《中國法學》雜志和《法律咨詢》月刊，編輯《中國法學圖書目錄》；參與了憲法、民法通則、中國合資經營企業(yè)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規(guī)和地方性法規(guī)的起草、修訂和討論；辦理了200多起咨詢項目；編輯出版27種普法讀物，組織撰寫發(fā)表普法文章600多篇，舉辦1000多次培訓班、專題講座、報告會，聽課人數近40萬人次；接待外國法學法律團組23起230多人次，派出團組16起64人次；發(fā)展團體會員29個，個人會員2600多名，地方法學會會員18萬多名，在28個?。▍^(qū)市）、74個地市、37個縣市建立了法學會，設立了法學基礎理論、憲法學、行政法學等8個研究會。
之后的1986年、1991年，中國法學會舉行了第二屆、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二屆名譽會長張友漁、錢端升、劉復之，會長王仲方，副會長朱劍明、任建新、顧明、李石生、高西江、魯堅、梁國慶、張彥寧、王叔文、盛愉、張國華、高銘暄、甘績華，秘書長陳為典。第三屆名譽會長張友漁、王漢斌、任建新，會長鄒瑜，副會長朱劍明、林準、俞雷、佘孟孝、鄒恩同、高西江、梁國慶、王叔文、孫琬鐘、王家福、羅豪才、高銘暄、陳光中、巫昌禎，秘書長宋樹濤。
第二屆、第三屆法學會，各方面工作進一步發(fā)展。第二屆法學會舉辦了32次全國性理論研討會，對數十個法律法規(guī)草案進行了456次討論，直接參加了修改憲法，起草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香港基本法等法律的工作；在對外法學交流方面，舉辦11次雙邊、多邊學術討論會，共480人出席，參加了第13屆世界法律大會，參加了北京舉辦的第14屆世界法律大會的籌備組織工作，接待29個國家的訪華團組586人次，與25個國家和地區(qū)的30多個法學組織或機構建立了友好往來和學術交流。第三屆法學會向中央報送《要報》220多期，先后提出100多項建議，包括紀念憲法頒布十周年活動、修改憲法等重大建議；召開451次研討會，對428個法律法規(guī)草案提出3528條修改建議；接待36個國家1425人次來訪的團組和法學法律人士，派出團組64個、251人次，訪問了26個國家，與國際法律團體廣泛交流。
1997年1月，中國法學會召開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江澤民同志出席大會開幕式，接見全體與會代表并作了重要講話。這篇重要講話，深刻地揭示了“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的歷史規(guī)律，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想。1999年11月，在中國法學會建會50周年之際，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huán)等中央領導同志分別為中國法學會題詞。江澤民同志“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的題詞，進一步明確了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法學會的基本任務。
第四屆法學會，名譽會長王漢斌，會長任建新，副會長佘孟孝、孫琬鐘、鄒恩同、梁國慶、羅豪才、張秀夫、陳冀平、牛平、王叔文、王家福、高銘暄、陳光中、巫昌禎、羅鋒、卞耀武、魏振瀛、孫在雍、宋樹濤，秘書長宋樹濤。
第四屆法學會組織了“為什么要依法治國，怎樣才能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大討論”，舉辦了數百次研討會，撰寫論文數以千計，召開了全國性的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研討會。為制定合同法、物權法、民法典提供理論支持。為解決加入世貿后的貿易爭端機制提供研究。為中美撞機事件、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事件提出法律對策建議。組織了31個國家和地區(qū)2759名法律界人士來訪，派出451人次出國考察訪問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承辦了聯(lián)合國人權公約與中國法制建設研討會、亞太地區(qū)法哲學大會等許多國際法學會議。學科研究會達到26個，會員總數超過10萬人。
這一時期的法學會，在群眾團體屬性、歸屬關系、機構編制和工作任務等方面，日漸明確并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推進不斷發(fā)展，組織和推動法學法律工作者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認真總結我國法制的經驗教訓，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框架，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的形成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法學會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法學會工作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實踐，不斷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
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和關心中國法學會的發(fā)展。2003年11月召開的中國法學會第五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2009年1月召開的中國法學會第六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和2013年11月召開的中國法學會第七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同志都到會祝賀，并由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致祝詞。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參加中國法學會第七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還親自聽取了新一屆中國法學會會長的工作匯報，對法學會的各項工作給予關懷和支持。
第五屆法學會，會長韓杼濱，副會長劉飏、牛平、王景榮、石泰峰、劉法合、劉家琛、孫謙、孫在雍、朱蘇力、宋大涵、宋樹濤、張文顯、陳冀平、周成奎、羅鋒、段正坤、夏勇、徐顯明、袁曙宏、曾憲義，秘書長宋樹濤。劉飏為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
第六屆法學會，會長韓杼濱，副會長劉飏、王利明、王其江、石泰峰、劉繼賢、安建、朱孝清、吳志攀、宋大涵、張文顯、張?zhí)K軍、李林、李清林、陳冀平、周成奎、胡忠、孟宏偉、徐顯明、袁曙宏等，秘書長林中梁。劉飏為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2011年11月，中央政法委決定陳冀平任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劉飏任黨組副書記。
第七屆法學會，會長王樂泉，常務副會長陳冀平、黨組成員副會長鮑紹坤、張鳴起、張文顯、王其江、張?zhí)K軍，副會長王利明、朱孝清、任海泉、江必新、孫謙、李偉、李林、吳志攀、郎勝、姜偉、袁曙宏、徐顯明、黃進，秘書長鮑紹坤。陳冀平為黨組書記。
進入新世紀后，中國法學會的領導管理體制得到了進一步明確。2000年1月，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致民政部辦公廳《關于明確中華全國總工會等21個社會團體免于登記的復函》，明確中國法學會免于進行社團登記。2000年12月，中央關于《21個群眾團體機關機構改革意見》(中辦發(fā)〔2000〕31號)，明確“中國法學會改由中央書記處有關領導聯(lián)系，中央政法委員會代管”，理順了領導管理體制。2006年8月，中央組織部、人事部關于《工會、共青團、婦聯(lián)等人民團體和群眾團體機關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管理的意見》(組通字〔2006〕28號)，明確中國法學會機關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對中國法學會領導班子建設，中組部明確相關部門的在職領導可兼任副會長。
2001年3月，在改變領導管理體制后，中央政法委首先明確了代管的內容和范圍以及中國法學會自行管理的內容和范圍，同時努力理順中國法學會干部管理、外事管理、經費管理、黨務管理以及地方法學會的領導管理體制問題。為進一步加強法學會建設，中央政法委先后出臺或轉發(fā)了四個重要文件，分別是：《關于加強地方法學會建設的意見》《關于轉發(fā)〈中國法學會關于實施新（章程）進一步加強法學會建設的意見〉的通知》《關于轉發(fā)〈中國法學會關于進一步加強省級法學會建設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關于轉發(fā)〈中國法學會關于加強市縣法學會工作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法學會建設的意見要求，提出要充分發(fā)揮法學會的獨特優(yōu)勢和重要作用，做到與政法工作同部署、同檢查、同考核、同落實。
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發(fā)展到現在，已有各級地方法學會2000多個，中國法學會所屬的學科、專業(yè)、專門研究會57個，個人會員達到30萬人，與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法學法律組織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友好交流與合作關系，在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法治建設中，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組織了中國法學家論壇、中國法學青年論壇、中國法治論壇這三大全國性法治論壇和“東北法治論壇”等七大區(qū)域法治論壇，七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三屆“中國法學優(yōu)秀成果獎”、三屆“董必武青年法學成果獎”等重要獎項，每年組織編寫的《中國法治年度報告》等報告，都具有重大影響。每年的“百名法學家百場報告會”活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層行”活動，為弘揚法治精神、建設法治文化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兩屆金磚國家法律論壇、兩屆東亞-拉美法律論壇、四屆中國-亞歐法律論壇、六屆中非合作論壇-法律論壇都產生了重要的國際影響。
早在1983年，中央政法委、人事部、財政部就聯(lián)合發(fā)文(政法〔1983〕11號)，下達給地方法學會300個政法專項編制。目前，中國法學會機關有參照公務員管理行政編制67人，設有辦公室、研究部、對外聯(lián)絡部、會員部、機關黨委(人事部)等5個內設機構，另有《中國法學》雜志社、民主與法制社、中國法律年鑒社、中國法學學術交流中心、中國法律咨詢中心、培訓中心、法律信息部、機關服務中心等8個事業(yè)單位，事業(yè)編制227個。黨中央、國務院一直很重視中國法學會的經費問題，法學會經費在財政部列為一級財政。2011年時經費為4900萬元，2013年換屆后，在中央領導的關心下，特別是2014年在財政經費普遍壓縮的情況下，財政部又給中國法學會增加了2700萬元的項目經費，加上工作津貼、補貼等自然增加，現在行政經費總數達到9100萬元(其中，財政撥款8200萬元)。這都充分反映了黨中央、國務院對法學會的重視和支持。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群團工作高度重視，多次研究并提出了明確要求，作出了全面部署。2015年7月，中央召開了黨的群團工作會議，這在我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為黨的群團事業(yè)發(fā)展開啟了新階段，為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更好發(fā)揮法學會作用提供了歷史機遇，明確了前進方向，注入了強大動力。陳冀平指出，貫徹黨中央部署，做好新時期中國法學會的工作，關鍵要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認清職能定位，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強化問題意識，把握規(guī)律特點，把中央的部署落實好，推動開創(chuàng)法學會事業(yè)發(fā)展的新局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司法體制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黨中央出臺一系列改革文件，這在我國司法史上是少見的。中國法學會緊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就政法工作作出的防控風險、服務發(fā)展、破解難題、補齊短板“十六字”重要指示，提高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的能力水平，通過有效的方式積極參與，緊密圍繞實現司法公正，履行著政法戰(zhàn)線重要組成部分的職責使命！
摘自《民主與法治》雜志2016年第23期
